1. 契丹族的三种服饰纹样
（一）蓟县独乐寺山门
蓟县独乐寺山门，巨大的飞檐斗拱，颇有《诗经·小雅·斯干》中“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风采，这也是现存最早的庑殿顶建筑。
（二）蓟县独乐寺观音阁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是一座外部两层，内部三层的建筑，灵感源于敦煌莫高窟，梁思成先生曾为独乐寺观音阁绘图。独乐寺山门与观音阁也是除了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之外，我国现存最早的木构建筑。
（三）义县奉国寺大殿
“杨家将”中的萧太后在历史中确有其人，她是辽代最有为的皇帝辽圣宗耶律隆绪的生母，圣宗在萧太后死后于她的“斡耳朵”（封地）修建了奉国寺纪念他的生母。奉国寺大殿也是现存辽代最大的单体木构建筑。
（四）大同善化寺
大同善化寺，是现存辽金时期规模最大、最完整的佛教寺院，不仅殿宇宝相庄严，内中造像也是极尽精美之能事。
（五）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
华严宗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曾受到武则天的大力推崇，凭借唐朝的影响力也传播到了北方草原，受到契丹王室的顶礼膜拜。“薄伽”是梵语“世尊”之意，虽然佛陀传法时并不说梵语，但日久天长，习非成是，这个名字也就延续了下来。
（六）新城开善寺
位于高碑店，曾经是宋辽边界，是八大辽构中最南的一处，也是最小的一座。宋朝为了防止游牧人铁骑南下，在北部边境广种柳树，大挖壕沟，所以在宋辽边境遗址上多可以看到杨柳依依的景象。
（七）涞源阁院寺文殊殿
涞源是古代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太行八陉中的飞狐径和蒲阴径交汇之处，保留了从北魏至明清多个历史文化遗产，辽代的阁院寺就是其中之一。
（八）应县木塔
世界最高的木质建筑，也是中国最著名的古建筑之一。位于辽西京大同府南，始建于辽圣宗长子辽兴宗时期，历经千年风霜而屹立不倒，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2. 契丹族服饰特点
辽代是契丹族建立的，在短期内很快强盛，主要是吸收采纳中原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及社会制度，自然也包括军绒服饰。
在铠甲方面，据《辽史》记载，辽在契丹国时，军队就已使用铠甲，主要采用的是唐末五代和宋的样式，以宋为主。
铠甲的上部结构与宋代完全相同，只有腿裙明显比宋代的短，前后两块方形的鹘尾甲覆盖于腿裙之上，则保持了唐末五代的特点。
铠甲护腹好象都用皮带吊挂在腹前，然后用腰带固定，这一点与宋代的皮甲相同，而胸前正中的大型圆护，是辽代特有的。辽代除用铁 甲外也使用皮甲。
契丹族的武官服装分为公服和常服两种，样式没有明显不同，都是盘领、窄袖长袍，与一般男子服饰相同，可能常服比官服略紧身一些。这两种都可作戎服。
3. 契丹族的三种服饰纹样特点
属于中国马面裙，又名“马面褶裙”，汉服的一种，前后共有四个裙门，两两重合，侧面打裥，中间裙门重合而成的光面，俗称“马面”。马面裙始于明朝，延续至民国。马面裙或褶裙搭配上袄称袄裙。除裙子前后一块不加打褶外，其余诸处打褶，褶大而疏，缀于异色的裙腰上，裙腰左右两端缝缀系带，裙摆宽大，其上或织或绣缀底襕，或膝襕。裙襕的纹饰多样，且寓意丰富，如蝙蝠图案即福的象征；蝙蝠与云纹组合寓意“洪福齐天”；灯笼纹样的“五谷丰登”；八宝流苏璎珞海螺等纹样组成的多吉祥寓意，更为流行；而愈加讲究的裙襕则为龙纹、云蟒纹。
4. 契丹人的服饰
抛开契丹建国之后的种种举动，契丹的确有种坚韧，坚忍的民族个性在其中。
这和某个近代崛起的海外民族十分相像，或者换句话来说，某个海外民族一直在学习和深掘这个民族的内在优势来填补它的弱势。
契丹，一个相对古老的民族。起源有多个说法，一般以出身于东胡为主流说法，其民族成分来源十分复杂，可以说继承了已知的所有古老民族的血脉。
所以，它的起点就是融合。
融合各个民族的优良而潜伏且学习主流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扶余等等
其中，突厥和鲜卑对其影响最大。
然而，介于契丹在后晋时期收取了幽云十六州，中原农耕民族受其荼毒至深。因此契丹民族的民族习性被代代涂抹的不成样子。
事实上，契丹的崛起是一系列的偶然以及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和述律平皇后联手缔造的。
在一系列偶然事件之中，莫过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对待契丹的态度和治下的百姓的残忍做法，最为有名的是，收天下铜铁，珍玩珠宝藏于大条山，以泥为钱行于市面。
迫使百姓四散逃离，原本还是以奴隶放牧为生的民族，融合了先进的各项技艺，从政治制度，军事作战及理论，文化知识，制造技术，农耕技术，就连丧葬也由契丹的火葬、天葬慢慢演化为土葬。
至此契丹开始建立汉族和其他民族居住的汉城，施行定居的稳定的社会生活，带来的效应是越来越多的汉族加入。
契丹的后勤保障得到了加强，人口的持续的增多，契丹开始向四处征战，拓展生存空间。
由此，和中原的国家必有一战。
而在926年之前，即阿保机病逝之前。
契丹的进攻步伐，始终被一个国家掣肘。这个国家就是渤海国。
而这个时间点，被定格于926正月至七月，关于渤海国灭亡的时期也是有争论的，无法确定。七月阿保机病逝，渤海国改为东丹国，第一任国主为耶律倍，是阿保机长子，也就是说契丹基本完成了它的一个大的战略目标。
可以全身心到进军南方中原民族。
与此同时，后唐的建立者李存勖在这一时期崛起。
李存勖是一位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先后多次击败契丹的入侵。
契丹的这一段时期的入侵，非比寻常。
因为，契丹加入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卢文进。
他的加入将中原的作战技术也带了过去，不仅仅如此，还将纺织瓷器种植等各项技术也捎带了过去。他如此卖力的讨好契丹，他反叛的基础原因是李存勖的亲兄弟李存矩被乱兵砍杀，乱兵拥卢文进为主帅叛入契丹。契丹正是看到卢文进无后路可退，对卢文进颇为看重，言听计从。
契丹的实力在此时只能用极速膨胀来表达。
然而，幽州始终是契丹无法越过的坎，以至于阿保机在死前接待姚坤时，只有一个目的，逼迫姚坤写下文书，承认幽州是属于契丹的。
姚坤是拒不答应。
阿保机就带着这个遗憾，离开了人世。
之后，石敬瑭的出现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
936年，石敬瑭接受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册封，成为后世有名的“儿皇帝”。
947年，耶律德光进入开封，灭掉后晋（到此时契丹才建立大辽）。
直至960年，赵匡胤称帝，幽云始终在契丹之手，成为了契丹进退中原的强大堡垒，尤其以幽州为最。
契丹与北宋的关系，此时也处于一个相当微妙的关系。
一、由于契丹内部发生了长子系与次子系之间的争夺战，契丹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契丹内部。
二、北宋赵匡胤采用王朴的“先易后难”的策略，开始扫除各个割据势力。
三、各个藩镇相继和契丹、北宋建立外交关系。既为了阻止北宋的继续南下，也为了寻找合适的契机，搅乱局势。
这仅是一些大体上的描述。
赵匡胤的初衷和目标并不是为了灭一国或几国。而是相继在李筠叛乱和北汉的入侵当中，将藩镇割据，拥兵自重渐渐挪到了首要的位置。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老问题，五代中的兵精将广的藩镇势力以及藩镇倚仗的牙兵牙将又多骄横不法，危害一方，使得朝廷的威望一再受挫，相比较对峙的契丹，拥兵自重的节度使才是心腹大患。
这在后周世宗攻伐南唐时已经表现的十分明显，而周世宗在第一次攻打南唐江北之地失败后，撤军。就着手大力整顿，抽调各军之中的青壮年，遣散老弱残兵。
赵匡胤在北宋初年未采取直接进攻契丹的做法，就是一直将威胁皇权的藩镇及高级将领当做最大的威胁，契丹次之。
而此时契丹内部发生的政治争斗还在延续，“睡王”的在位及他的不进取，成为北宋调整内部的契机。
所以，北宋初年契丹和北宋都在调整各自的“精神状态”。
处于一个相对平和的蜕变期。
偶尔爆发的战争，只是检验和测试对方“精神状态”是否达到了威胁自己的存在。
5. 契丹族的三种服饰纹样是什么
胡服服装以长袍为主，男女皆然，上下同制。
服装特征，一般都是左衽、圆领、窄袖。袍上有疙瘩式纽襻，袍带于胸前系结，然后下垂至膝。长袍的颜色比较灰暗，，有灰绿、灰蓝、赭黄、黑绿等几种，纹样也比较朴素。贵族阶层的长袍，大多比较精致，通体平锈花纹。
龙纹是汉族的传统纹样，在契丹族男子的服饰上出现，反映了两民族的相互影响。男子或束发髻，或戴幞头，通穿圆领长袍；妇女梳髻，髻上插有发饰，耳垂挂有耳饰，身穿窄袖短襦，下穿曳地长裙，在腰的左侧，还垂有一条绶带，带上打有一结。
据记载这种服饰，在辽代被称为“汉服”，也称“南班服饰”。它与契丹族的“国服”（或称“北班服饰”）有所不同。这种服饰不仅百姓可穿，汉族的官吏也同样可以穿。
河北宣化辽代张世卿墓壁画。戴交脚幞头或局脚幞头、穿襦裤的鞍马仆从 深衣秦尚黑，所以秦的服饰标准色都是黑色。但式样依然是大襟右衽交领这种。基本沿袭战国时期。
汉代的男子的服装样式，大致分为曲裾、直裾两种。曲裾，即为战国时期流行的深衣，汉代仍然沿用，但多见于西汉早期。
到东汉，男子穿深衣者已经少见，一般多为直裾之衣，但并不能作为正式礼服。
秦汉时期曲裾深衣不仅男子可穿，同时也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式，这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衣袖有宽窄两式，袖口大多镶边。衣领部分很有特色，通常用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衣。如穿几件衣服，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的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另外，汉代窄袖紧身的绕襟深衣。衣服几经转折，绕至臀部，然后用绸带系束，衣上还绘有精美华丽的纹样。
汉代的直裾男女均可穿着。这种服饰早在西汉时就已出现，但不能作为正式的礼服，原因是古代裤子皆无裤裆，仅有两条裤腿套到膝部，用带子系于腰间。
这种无裆的裤子穿在里面，如果不用外衣掩住，裤子就会外露，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恭不敬的事情，所以外要穿着曲裾深衣。以后，随着服饰的日益完备，裤子的形式也得到改进，出现有裆的裤子（称为“裈”）。由于内衣的改进，曲裾绕襟深衣已属多余，所以至东汉以后，直裾逐渐普及，并替代了深衣。
6. 契丹族的三种服饰纹样图片
辽三彩是在唐三彩之后兴盛并发展起来的，同属于低温釉陶彩，虽然釉色、器形略有不同，辽三彩是从唐三彩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在辽三彩的纹饰中有佛教，道教文化，这些理念或多或少地在辽三的瓷器中都有体现。
辽三彩的精美程度虽然不及唐三彩，但这丝毫不影响其艺术价值。其实也正是这种粗矿、豪放的外在特点，才有许多游牧风格、贴近自然的造型以及纹饰。辽三彩中蕴含的深厚文化更是其展现艺术价值的点睛之笔，各种文化交相辉映，为这个草原上的马背民族增添了色彩斑澜的符号。契丹族人民不仅创立了大辽帝国，更是为世人留下了极具艺术价值的辽三彩。
7. 契丹 族
契丹人之肇兴以公元907年（唐哀帝天佑四年、五代十国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为里程碑，标志性事件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继任契丹民族部落联盟首领，916年（后梁末帝贞明二年）立国，阿保机自号“天皇帝”，国号为“大契丹国”，建都于皇都（后改称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建元“神册”。
所谓神册，源出中国道教学说，在古汉语中意味着正统、正道之意，简单可以理解为“神的册封”、“神明的旨意”，取此年号表示契丹人，在十世纪初叶已经将自己建立的政权视作中国正统。
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军南下中原，攻占汴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灭后晋，并于此登基改汗称帝，改国号为辽，改年号为“大同”；983年复名“大契丹”；1007年辽圣宗迁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1066年辽道宗耶律洪基恢复国号“辽”，自称“大辽”。
辽，在契丹语里有“镔铁”的意思，在汉语里本意为“远”、“阔”，地理上指“辽水”即“辽河”
辽朝疆域辽阔，其立国之初还只是拥有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面积不过万把平方公里。阿保机建国之后，不断对外扩张，征服和统治了奚、乌古、室韦、回鹘、渤海等中国北方、亚洲北部众多族群、部落，疆土迅速扩大。
后晋石敬瑭为了获得契丹人襄助以对抗北宋，割让“燕云十六州”于契丹，从而使辽朝轻易进入了中原。
据《辽史·太祖纪（下）》载：（辽朝疆域）“东自海，西至流沙，北绝大漠。”即其疆域东北到黑龙江口，东边到鄂霍次克海、日本海、渤海，西南边到今天中国甘肃、新疆的沙漠一线，西北界到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国交界的阿尔泰山脉附近，北至今俄罗斯境内外兴安岭和蒙古国中部一线，南边则进入中原腹地，以今天津海河、河北霸州、山西雁门关一线与北宋接壤。
《辽史·地理志》概曰：“总京五，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
具体说来，在辽朝全盛时期，其疆域包括——今蒙古国全境，中国东北三省全部，北京市全部，天津市大部，河北省唐山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及廊坊市、保定市部分地区，山西省大同市、朔州市全部，以及忻州市宁武、神池、五寨、偏关等县，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兴安盟、通辽市、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全部及鄂尔多斯市的东胜区、准格尔等区旗，今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阿尔泰共和国、阿穆尔州、赤塔州、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边疆区和布里亚特共和国南部，今朝鲜咸境北道、两江道全部和咸境南道、江原道之一部。
据已故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研究考证，并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给出了辽朝疆域地图，其测算辽朝的疆域面积，以1111年（辽天祚帝天庆元年）为准，超过450万平方公里。
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于1125年（北宋徽宗宣和七年、西夏崇宗元德七年、金太宗天会三年）为金朝军队俘虏，辽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两年后的1127年（北宋钦宗靖康二年）发生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难”：在契丹人“卵翼”中成长起来的女真人，以羞辱的方式击败并俘虏了积弱甚久的北宋王朝之徽、钦二帝，从而继契丹人之后入主中原。
然而，契丹人政权气数未尽。
在抗击金朝的斗争中，辽贵族耶律淳曾短暂登基，率众抗金；辽朝宗室后代耶律留哥与其弟耶律厮不分别建立了东辽与后辽，前者灭掉了后者，东辽最终被蒙元所灭。
契丹人、辽朝、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光辉注定还要延续——阿保机长子耶律倍之后裔、太祖八世孙、进士耶律大石，文武双全有雄才大略，在辅佐天祚帝抗金失败后，曾拥戴过耶律淳。
不甘服输的耶律大石在被金军俘获后机智脱逃，为避锋芒和东山再起，他毅然力排众议，率领十万汉、契丹等各族百姓向西踏上新的征程。
他们一边与围追的金军厮杀，一边挣脱了西域地方十万联军的堵截，终于于1131年（一说1132年）在广袤的亚洲中部，重新恢复了辽朝，建都虎思斡鲁朵（即唐代安西都护府四镇之一的碎叶镇，时称巴剌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托克马克市附近），国号“辽”，建元“延庆”。
因在中国西方，故称“西辽”，于1218年被蒙元军队所灭。
辽朝916年正式建国，至1125年被金朝更替，凡206年，历九帝；若以西辽最终灭亡的1218年计，则大辽政权跨越了四个世纪，共302年，历十二帝（另，西辽还有皇太后和皇妹各一人分别临朝称制）。
“偏安”西域的西辽王朝，在极盛时版图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以上，含今中国新疆、甘肃、青海、西藏等省区之一部，蒙古国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以及西亚的伊朗等国的全部或一部分。
即使在后期衰败兼有蒙古人西征军的不断压迫，西辽末帝耶律直鲁古时的版图也有近100万平方公里。
西辽德宗耶律大石他和子孙们秉持先进治国方略、开明宗教政策，以德教化各族百姓，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农具以及蚕桑技艺带到中亚，得到当地百姓拥戴，虽最终被蒙古族西征军所灭，但西辽在中亚统治的80余年给当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西辽灭亡后，与耶律大石同为契丹皇室出身的耶律楚材随同蒙古军队西征到中亚时，曾这样感慨道：“（大石）颇尚文教，西域人至今思之”。
西辽政权末期，被恩将仇报的乃蛮部王子屈出鲁克篡权，而后又被蒙古军所灭后，西辽契丹贵族波剌黑西逃，在西亚克尔曼地区（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了一个伊斯兰化的契丹人政权，史称“后西辽”或“西契丹”，前后约八十年(1224～1303或1306年)。
契丹人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里，然而，契丹人及其所建的辽朝、西辽王朝，给世界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唐朝灭亡之后，西域、西亚与东欧地区皆将辽朝（契丹）作为中国的代表称谓；中亚和西亚的古代兵书中，将中国传过去的火药与火器称为“契丹花”、“契丹火箭”；直到今日，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斯拉夫民族，或受俄罗斯影响较深的中亚诸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当中，也依旧以“契丹”作为对中国、对中国人的称谓。
辽代的绘画、建筑、佛教造像等艺术，同样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璀璨的高峰。
中国现存最为古老的木构塔式建筑——应县木塔（世界三大奇塔之一），以及北京天宁寺，大同华严寺等等，蔚为大观，均为当之无愧的艺术宝库。
（辽代建筑北京天宁寺/来自网络）
人们会好奇：曾经建立大辽帝国和西辽帝国、叱咤亚洲大陆数百年的契丹人，究竟去了哪里？
目前可知的是——
一部分在漠北的契丹人，因为语言与蒙古接近（口语可互通60%以上），因此在蒙元建立后被蒙古人纳入；
一部分留在东北地区的契丹人被女真人吸纳，后来成为满族的成分；
一部分进入燕云十六州者，部分迫于当时金军杀戮，不得不改为汉姓“刘姓”（耶律就是契丹语中的刘），还有一些则将耶律拆开分别姓“耶”和“律”，二者在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都有分布。
西辽帝国灭亡后，留在中亚和西亚契丹人后裔，后来则基本成为穆斯林，在今哈萨克、乌兹别克等民族中还有“契丹部”存在。
8. 契丹族的服饰纹样有哪些
陕西历史博物馆内，有很多珍贵的历史文物，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7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葡萄花鸟纹银香囊：1970年出土于何家村窖藏，通体银质镂空，内层球体可自由旋转，通过钩链和活轴与外壁相连，使球囊能够随意转动而香料不会洒出。千余年后仍能灵活转动，令现代人叹服。
2、杜虎符：1973年被西安市南郊北沈家桥村村民发现。虎符是中国古代调兵所用信物，此件左半符的虎作行走状，与君王的右半符合符后可调动五十人以上兵力，是秦国军权高度集中的象征。1971年出土于乾县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罕见展现了唐代王宫一座母阙、两座子阙的【三出阙】建筑形象，雕刻花纹、挑檐斗拱均描绘细腻，清晰可辨。
4、镶金兽首玛瑙杯：唐朝的文物，1970年窖藏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高6.5 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6厘米。唐镶金兽首玛瑙杯由红、棕、白三色相杂的玛瑙雕成，层次分明，浓淡相宜，晶莹鲜润。圆雕技法琢制，造型生动优美。这件玛瑙杯不但是一件极其珍罕的古玉雕艺术品，也对我们研究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参考价值。
5、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从外形上看，壶身呈扁圆形，是模仿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使用的皮囊壶制作而成。唐朝初期政权统一，很多少数民族移居中原，其中包括很多契丹族人。而这件文物恰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其次，此壶的制作工艺非常独特。壶盖帽为捶揲成型的覆式莲瓣，顶中心铆有一个银环，环内套接了一条长14厘米的银链与提梁相连，壶肩部焊接着一端有三朵花瓣的像弓剑形状的提梁。壶身是先将一整块银板捶打出壶的大致形状，再以模压的方法在壶腹两面模出两匹相互对应奋首鼓尾、衔杯匐拜的舞马形象，然后再将两端黏压焊接，反复打磨致平，几乎看不出焊接的痕迹。
6、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罐体中心以鹦鹉纹作为主体纹饰，鹦鹉抬首，展翅，翘尾，栩栩如生。折枝花团围绕着鹦鹉，将器物簇拥而绕，形成一种生机盎然的景象。器身其余空白处用鱼子纹填满象征着多子多福。花纹平錾，纹饰鎏金。银罐的肩部有一提梁，提梁能自由活动。
7、皇后玉玺玉印： 国宝级文物。玉玺印面为正方形，上雕一只螭(chī)虎形象做纽，四面刻有云纹，印面篆书“皇后之玺”四个字，书体流畅，刀法自然娴熟，可见当时的篆刻艺术已达到了高超的水平。此玉玺质地为新疆和田的羊脂玉，温润洁白、有着凝脂般的光泽，极具观赏性。
因它的出土地点距汉高祖和皇后吕雉合葬墓东侧有一千米，由此推测它很可能是吕后生前所用的印章。“皇后之玺”是迄今发现唯一的汉代皇后玉玺，对研究秦汉帝后玺印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9. 契丹族装扮
宋元时期，中原和少数民族间的交流也比较频繁。契丹族、女真族等少数民族原本是不注重妆容的，但是进入中原之后也开始注重打扮，比较典型的装扮就是“黄妆”，也叫“佛妆”。这种妆容很怪异，面色涂黄，红眉黑唇，看起来很不协调。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这种黄粉有滋润皮肤的功效，冬天涂抹，春天洗掉，皮肤就不怕风沙侵袭，显得洁白如玉。
10. 契丹族的文化
1.民族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杨，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
契丹本属东胡族系，是鲜卑的一支，4世纪中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游牧于潢水（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锡拉木伦河）。土河（今赤峰市境内的老哈河）一带。6世纪前期，契丹族尚处在部落阶段，唐初形成部落联盟，曾臣服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部落联盟背弃突厥，归附唐朝。契丹与唐朝之间，既有朝贡、入仕和贸易，也有战争和掳掠。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契丹是一个进取开放的民族，通过与中原及西方的密切交往，创造了具有特色的文化。契丹人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又仿汉制实行科举，制订成文法典。建立全体男丁皆人兵籍的兵制，又依本身游牧民族习俗而首创五京制。共建有5个都城，即上京、中京、东京、南京和西京。其中首都辽上京和陪都辽中京均建在北方草原契丹本土内（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是著名的草原城市。
契丹人于920年仿汉字偏旁创制了契丹文字，史称大字，后又仿回鹘文创制了契丹小字。契丹文字的创造标志着契丹族的进步。契丹人还喜欢绘画，皇太子耶律倍便是契丹国著名的画家，尤其擅画马。契丹族广建佛寺和佛塔，使辽王朝的文化颇为昌盛。内蒙古草原东部是契丹族的发祥地，也是其立国后统治的中心区。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契丹族遗迹遗物，成为草原文明繁荣的象征。
2.艺术
契丹是骑马打天下的民族，骑兵部队是其立国之本，契丹骑兵骁勇善战，与宋、西夏战争中经常取胜。在契丹贵族墓葬中，均有殉马或马具随葬，还有打马球图、引马图等壁画。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引马图》，描绘了一个髡发短须的契丹引马，右手执杖，左手牵一匹膘月巴体壮的枣红马。这是研究辽代契丹风俗、服饰及马具的珍贵资料。马鞍具和铰铁兵器也是契丹贵族墓中常见的物品，特别是契丹鞍，可以与中原的端砚、蜀锦、定瓷并称，被北宋人评为“天下第一”。出土于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的铜鎏金马鞍具等全套马饰具，数量达l64件，反映了江代马具成套成成组配置随葬的特征。
契丹瓷器是在契丹传统制陶工艺的基础上，吸收北方系统的瓷器技法而饶制的，在五工和北宋时期南北诸窑的产品中独树一帜。其中，具有契丹族传统工艺的仿皮囊式鸡冠壶可谓辽瓷中的典型器物。鸡冠壶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堪称国之瑰宝。此外，如内蒙古博物馆馆藏的三彩摩揭壶、“官”字款镶金口白瓷盘、绿釉刻花凤首瓶等瓷器，皆为辽瓷中的佳品。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松山区发现了松州窑，又称“缸瓦窑”，这是辽金两代的官窑址，被誉为草原瓷都。
辽代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反映了契丹本上文化与内地文化、外域文化之间的交融。辽代贵族墓葬中大量出土金银器。如赤峰市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花式口圈足金杯、金花工艺御赐“万岁台”石砚、金花银唾盂、摩羯纹金花银碗，哲盟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鎏金道教银冠、錾花银靴、金銙银碟躞带等，皆是辽代金器中之上品。
契丹王国与周边各族各国的交往甚为密切，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化因素，尤其与汉文化的交融最为深入。以服饰为例，契丹人传统的服装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腰间束带，下穿长裤，裤在靴筒之内。在内蒙古兴安盟出土的大批契丹式服装，表现了契丹服饰的丰富多彩.7米，宽2.3米，为巨幅工笔重彩，具有晚唐至五代宫廷绘画的风格。图中女主人可能是从内地远嫁到契丹的汉家闺秀，颇具中原仕女的风尚。此壁画对于研究唐末五代的绘画艺术及契丹与中原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契丹王国统治者崇信佛教，自太祖以来一代胜似一代，至道宗时达到极盛。百多年间，契丹皇族和高级僧侣投入巨资，请能工巧匠建造了大量佛教寺院，与寺院密不可分的辽塔和佛教法器也大量出现。内蒙古地区现存著名的辽塔有中京大明塔、上京南塔、庆州白塔、丰州万部华严经塔等。在庆州白塔内出土的释迦涅盘石雕像、万部华严经塔砖雕菩萨头像、白瓷迦叶、阿难像等文物，都是辽代佛教艺术的代表作。
契丹王国在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也有很大贡献，由于辽国的疆域东西横长，正好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渠道。在辽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琥珀、玛瑙和玻璃筹文物，很多都来自西方。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民族。“契丹”本意为镔铁，表示坚固。然而，自元末明初以来，契丹族却从史籍中突然消失。阜新，开州立县是从辽开始，阜新被史学家称为契丹人的“故地”和“摇篮”。辽时，阜新建有头下州9座，人口达20万。可以说，阜新与契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近，在有关专家用DNA技术认定达斡尔族及云南阿、莽、蒋姓“本人”为契丹族后裔的消息公布于众之后，阜新成为解开契丹源流问题的“重地”。昨日，记者对契丹族的源流问题做了进一步追踪调查。
用DNA技术破解契丹消失之谜
曾经创建了持续219年之久的辽王朝的契丹民族，从元末明初以来忽然从史籍中消失得不见踪影。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是否如逝去的时间一样不复存在了？
日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利用DNA技术解开了契丹族消失之谜：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的阿、莽、蒋氏“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是契丹族后裔。
事实上，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分属现在十来个民族的阿、莽、蒋姓“本人”，近些年一直自称是契丹族后裔，要求有关部门澄清他们的来历。但是因为考古技术上的障碍，学术界对这个自称是契丹族后裔的人群始终未能“正名”。同样，从前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也有说自古就独立发展于其他民族者，各执一词。
而现在，这个一直令历史学家困惑的历史之谜终于被破解，DNA技术解决了达斡尔族和云南阿、莽、蒋姓“本人”的源流问题。这个破解过程是这样的：在云南保山的5个小村庄，专家们取到了阿、莽、蒋姓“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经过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显示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
至此，专家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和比喻：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用兵的契丹人被征服，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后者是最难寻找的，因为，契丹族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制”，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不复存在了。经过不断地迁徙、隔离和融合，多数契丹人如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用一个专业术语命名即“分子意义上的后裔”。
这些业已融化了的“冰”还能找到吗？
两份家谱述说着这个耶律姓人家的家史
20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在作一项调查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珍藏的两份家谱，一份以蒙文书写，一份以汉文书写。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十五年，一份颁于1918年，均为蒙文。后来，这两份家谱与文书一同载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勒巴干主编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此后，阜新市建设局干部陈志健根据汉文版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结合叶长青家的家谱认定这个叶氏人家是契丹后裔，肯定其族源出自耶律氏，即现在的这个“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昨日，记者见到了叶长青。尽管年过七旬，但叶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向记者展示了他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及随同珍藏的两份官府文件。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准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其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这份家谱从祖父那哈、祖母郑氏起，记到第四代。
著名契丹史学家朱子万这样评价叶长青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它为辽亡后契丹人之流向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契丹：留给今人的一份历史记忆
阜新，是契丹族故地，这早已被史学家所认同。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辽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38年（一说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建大辽开始，在整个辽朝时期，契丹统治者将阜新当成了它的“腹地”。据考证，今阜新境内有9座头下州，属于辽早期的有遂州、顺州、豪州、欢州，属于中期的有徽州、成州、横州，另有一个时代不太明确的闾州。这9个头下州当时有人口19万多人，如再加上军队人口等，可达20多万人，其中契丹人占10％之多。
辽亡后，阜新的这些契丹人流向何方？还有多少外地的契丹人流向阜新，他们究竟融化在哪些民族当中？
目前，阜新的这份家谱为证的契丹后裔的发现，为探索契丹消失之谜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脉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的民族契丹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