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各个朝代流行的文体
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是个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时代，但这一时期，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却空前繁荣，其中先秦诸子对中国精神影响之大，无论怎么估价都并不过分，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一直影响到现在，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中国的第一次启蒙，可谓“东方既白”。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古人盛言三代。三代既是三个朝代，也是三个彼此平行的地理板块。夏、商、周三分天下，最后一统于西周。西周是三代的集大成者。后来，西周亡于犬戎之难，中国陷于分裂。历史学家把平王东迁到周室灭亡的历史称为东周史（前770—前249年），并把周室既灭到秦统一前的28年加上去，积549年，分为前后两段，前面一段是春秋史（前770—前476年），后面一段是战国史（前475—前221年）。
怎样以出土发现的物质资料来展现这段历史，又从思想史的高度来思考这段历史，无疑是个有趣的话题。
诸侯力政，不统于王
首先，这段历史，特点是国土分裂。孔子不满其当代政治，首先是这一点。
司马迁作《史记》，涉及这段历史，他有两个年表，一个是《十二诸侯年表》，一个是《六国年表》。《十二诸侯年表》本之《春秋》，名为十二诸侯，列出的国家却是十四个，它是以周、鲁的纪年为经，而以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十二国的纪年为纬。《六国年表》本之《秦纪》，名为六国，列出的国家却是八个，它是以周、秦的纪年为经，而以魏、韩、赵、楚、燕、齐六国的纪年为纬。这些国家，不仅有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为证，也有出土文字材料为证[当然，表中没有列入的国家还有很多，如从陕西东迁的虞、芮、虢，滹沱河流域的鲜虞—中山，淮水流域的南淮夷（如江、黄、徐、钟离），山东半岛的泗上诸侯（如薛、莒、邾、滕），以及僻处江汉的邓、曾、鄂]。当时，器物也好，铭文也好，各国有各国的特点，只有经过分国研究，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
东周列国的兴衰，大体分三步走：
第一，周室东迁，晋、郑是依，晋、郑地位最高。秦襄公护送平王有大功，秦亦因此而崛起。当时，郑、虢是王朝的左右卿士，郑、虢争政，是乱之所起。乱子是从王畿的内部闹起，逐渐扩大到周围的诸侯国。
第二，齐、鲁、晋、卫、燕是周初封建的五大诸侯，但春秋晚期，鲁、卫衰落，北方大国是晋、齐、燕，南方大国是楚、吴、越。南北对抗，主要是晋楚之争。孔子周游列国经过的曹、卫、宋、郑、陈、蔡都已沦为小国。
第三，战国时期，很多小国还在，有些甚至延续到很晚，但战国晚期，最后剩下的大国只有七个，齐在东，楚在南，秦在西，燕在北，三晋（韩、赵、魏）居中。秦灭六国，先灭周，次灭三晋，后灭楚、燕、齐。
孔子做周公之梦，梦想恢复西周大一统，但再造中国统一的却是秦始皇。
礼坏乐崩，上下陵替
这是孔子批评的另一现象。考古学家讲这一现象，常以东周时期的用鼎制度为例，而东周时期又主要以楚国的用鼎制度为例。所谓“僭越”，主要指东周时期诸侯卿大夫随葬铜鼎的鼎数超越了身份等级。
这个问题很复杂，恐怕应做进一步探讨（李零《楚鼎图说》，收入拙作《入山与出塞》）。
首先，现已发现的楚鼎多出自墓葬，未必与礼书记载庙堂祭祀的用鼎制度完全相同。这些鼎至少可以区分为五种：
1.无盖大鼎，一般只出一件或两件，自名“鑐”（这个字应如何隶定和释读，目前仍有争论），用以盛放“胖”，即半扇牛肉或猪肉，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末年，规格最高。
2.平底大鼎，一般为列鼎，往往撇耳束腰，饰垂鳞纹（这种鼎仍带有西周中期垂腹鼎的某些特点。同一时期的秦鼎也有这种古风），有些还带盖，自名“登鼎”（登字或加皿旁）或“升”（带鼎旁），用以盛放“牲牢”，即牛、羊、豕、鸡、鱼、腊等成套的牲肉，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末年，规格次之。
3.矮足中鼎，一般为列鼎，深圜腹，矮蹄足，捉手盖，自名“繁”“盂”“石也”，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带有过渡性，规格又次之。
4.高足中鼎，一般为列鼎，可能从前者分化，特点是有细长的足，自名“鐈”，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末年，春秋晚期，多圜腹撇足，战国时期，腹变盒状，足变直立，规格又次之。
5.高足小鼎，一般为列鼎，特点是腹作圆盒状，三足直立，应即从前者分化，规格最低。通常所说的楚鼎主要是这一种。
上述五种鼎，第二种鼎确实是升鼎，但第一种鼎未必是镬鼎（以镬自名的鼎目前只有哀成叔鼎。哀成叔鼎是一件小鼎），后面三种鼎恐怕也不是羞鼎。镬鼎是烹牲的鼎，升鼎是载牲的鼎（礼书也叫牢鼎），镬鼎烹牲，牢鼎载牲，一一相对，都是列鼎。羞鼎是盛庶羞的鼎，庶羞指肉、菜搭配调和五味的美食，即各种羹。这种鼎的出现可能要晚一些。如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鼎，根据遣册，就是盛羹的鼎。
我理解，当时的礼乐制度是从最高一级逐步递减。规格最高的墓葬，几乎全用铜器，器种最全，器形最大，纹饰最精美，但卿大夫和各级官员的随葬品，往往用仿铜陶器代替按礼制规定不能使用的贵重器物。这种用仿铜陶器“过把瘾”的组合才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
我们讨论“僭越”，恐怕要从器物组合的总体着眼。
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
19世纪，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 1788—1865）创石器、铜器、铁器三期论，初衷是为博物馆的展陈服务，后来被广泛用于考古分期。这种分期只是粗线条。不仅三种材质有交叉，而且三种之外，还有其他材质。
春秋战国，出土器物，材质极为多样，陶器、石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漆木器、丝织品都很流行，器物组合异常复杂。
过去，中国史学界讨论古史分期，春秋战国说是把铁器的使用当作标志。学者强调，春秋以来，特别是战国时期，中国已进入铁器时代。但他们说的铁器时代，其实只是说，铁器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并不等于说，铜器已退出使用，更不等于说，当时只有这一种材质。
中国的青铜时代是以块范法冶铸的青铜礼器为最大特点，商代西周达到高峰。其传播范围，北至于辽西、内蒙古，南至于广东，西至于甘青，东至于山东半岛。你要问商周文化的传播范围有多大，这是最好的回答。春秋战国，中国的青铜文化仍然灿烂辉煌，但礼器仍以青铜为主。
铁器在中国出现，新疆比内地早。商代已有陨铁刃的青铜兵器（如平谷刘家河和藁城台西的发现），西周也有（如浚县辛村的发现），多属偶然发现。两周之际，开始有块炼铁和块炼渗碳钢，春秋早期开始有铸铁，这才是铁器时代来临的真正标志。但东周铁器主要是作兵器、工具和农具，并未全面代替青铜器，更没有代替青铜礼器。
战国时期，除去青铜器和铁器，还有其他材质的器物。如贵族使用的奢侈品，很多小件器物和饰件，或用金，或用银，或用玉，多有发现。
金器和银器，最初多发现于边地，而不是中原。早期发现，多为发笄、耳环、臂钏、腰带一类小件饰品，以及马车和器物的表面装饰，很少用作容器。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中原各国开始出现金容器（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金杯、金盏和绍兴陂塘306号墓出土的金）。银容器（出土发现多为小银匜）的出现可能晚一些，恐怕要到战国中晚期。
另外，战国时期，漆木器和丝织品的发现，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较前有明显的提高，也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
工艺发展的特点
春秋铜器，早期继承西周，无论器种，还是造型、纹饰，都与西周晚期相似。器物组合以鼎、簋、壶、瑚（旧称簠）、盘、匜为主，纹饰流行窃曲纹、重环纹和波带纹（据大河口出土器铭应正名为“宝山纹”），中期虽有变化，但变化不大，真正出现大变化，还是春秋晚期。春秋晚期，随着晋、齐、燕在北方崛起，楚、吴、越在南方崛起，许多新器形、新纹饰和新字体开始出现。战国以来，更是另一番天地，各国铜器的独特风格变得更加明显。
这一时期，有许多新现象值得注意：
1.失蜡法：中国青铜器是以块范法为特点，与西方流行的失蜡法形成对照，但春秋战国时期，失蜡法的器物多有发现，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楚王酓审盏、淅川下寺出土的铜禁和盱眙南窑庄出土的陈璋壶就使用了失蜡法。
2.锤揲法：锤揲法也是西方金属工艺的一大特点。中国的金银器，哪些是范铸，哪些是锤揲，因为缺乏检测，很多情况还不大清楚，但战国时期，锤揲法应当已经出现。例如山东临淄西辛大墓出土的裂瓣纹银豆，其盒体部分就是锤揲而成。
3.鎏金银：战国时期很流行。这种工艺，古人叫金涂、银涂、金银涂，明清才叫鎏金银。
4.错金银：战国时期很流行。这种工艺包括若干工序，如铸刻凹槽，嵌金银片或金银丝，然后锉平。错红铜和错黑漆属于类似工艺。
5.鋄金银：马家塬西戎墓地是近年的重大考古发现，很多车马器，装饰极为华丽，不仅使用鎏金银、错金银（我怀疑，秦国的错金银器和洛阳金村的错金银器可能是受西戎工艺影响），而且使用鋄金银。所谓鋄金银，是以金箔片或银箔片贴在铜器或铁器上，往往为动物图像。
6.镶嵌宝石：商周时期，中国工艺有镶嵌绿松石的传统，没有镶嵌宝石的传统。镶嵌宝石是西方的传统工艺。这种工艺是从战国时期才流行于中国。
7.线刻工艺。春秋战国以来，细线錾刻的纹饰也开始流行。
8.却置器盖和双合器的流行。却置器盖是从商周方鼎发展而来，最先用于盨，后来推广于各种器类，有矩形纽、环形纽和兽纽等多种。盨是典型的西周双合器（出现于西周中期偏晚，流行于西周晚期，春秋时期罕见），瑚是典型的春秋双合器（出现于西周晚期，战国晚期仍有），敦是典型的战国双合器。
战国铜器，纹饰两极分化，一方面细密繁缛，一方面素无纹饰。前者不仅包括通常所谓的蟠虺纹、蟠螭纹和各种几何纹，也包括细密画式的狩猎纹、燕乐纹和攻战纹。
文字发展的特点
中国传统，最重文字。史官文化特别发达，书写系统特别强大，因此有数千年不曾间断的历史记录，留下的史料浩如烟海，世界各国，罕有其匹。
中国文字分两大类，日用文字是写在简帛类的软材料上，纪念文字是铸刻在金石类的硬材料上。前者易朽，保存不易，以往发现比较少。研究古文字，过去是靠甲骨金文，以及陶文、玺印文和石刻文字等零星材料。
东周甲骨，目前有一些发现，数量很少，没有文字。但东周金文却数量可观，与商代西周相比，有其独特之处。
商代铜器往往没有铭文或只有短铭，短铭多为以地为氏和以官为氏的族氏徽号，外加日名。
西周铜器多为家族铜器，铭文变长，或记祭祀祖考，或记媵女嫁妹，或记官爵册命，或记军功受赏，或记土田交易，或记诉讼获胜，皆与家族荣誉有关。
春秋铜器，特点是喜欢自报家门，说自己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这种铭文的流行，恰好说明，世族分衍，血缘稀释，他们已经离开自己的祖先越来越远，古代的族姓制度正日益解体，姓氏合一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战国铜器，刻铭增多，铸铭减少，开始出现物勒工名的现象。物勒工名，不是现代的发明注册，而是体现三级监造的工官制度。很多铜器都是由官方监造，陈放或收藏在宫庙、府库和衙署，而不再是西周时期的家族铜器。
简帛古书，历史上有多次发现，对古代学术有巨大影响。但爆炸式的大发现，离我们很近，主要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也就是最近的二三十年。大批战国古书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先秦诸子翻开了新的一页。
楚简《老子》
战国文字研究，起步较晚，真正成为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它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为文字分国。王国维写过一篇短文，《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观堂集林》卷七，1—2页，收入《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他把战国文字分为东西二系。秦国文字直接继承西周，属于西系；六国文字是西周文字的变种，甚至保留了一些更古老的写法。
20世纪，商代甲骨文的破译是靠宋以来的金石学，宋代破译商周金文是靠汉代的古文之学，汉代古文之学所谓的古文是简帛文字。现代简帛学的兴起，其实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
百家争鸣：道术将为天下裂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有个著名说法，“轴心时代”（Axial Period）。他说，公元前800—前200年，特别是公元前600—前300年，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出了一批“圣人”，如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宗教先知，伊朗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释迦摩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等。有趣的是，这段时间，恰好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雅斯贝斯把这一时代看作人类思想的关键性突破，他更强调的是宗教性突破，但中国的先秦诸子对宗教的关心却相当有限，特别是孔子，更是一位“不语怪神，罕言性命”，非常理性，非常热衷现实政治的人。
春秋晚期，中国出了个孔子，随后又有墨子、老子、庄子等一批思想家出现，后人称之为“百家争鸣”。搞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的人喜欢说，这是中国的“轴心时代”，知识分子的春天，思想史的黄金时代。但当时的人可不这么认为。
首先，当时的执政者就很不满意，觉得混乱，不能定黑白于一尊。
其次，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很不满意，觉得其他派别挡了自己的道。
更何况，这是个率兽食人、杀人盈野的时代，当时的老百姓更不会说，这是什么黄金时代。
当时，大家没有共识，唯一的共识是“天下无道”。正是因为“天下无道”，大家才各讲各的道。《庄子·天下篇》不是讲了吗？“道术将为天下裂”。秦汉时代，人们也把春秋战国视为乱世。
乱世出思想，但没人喜欢生活在乱世。
东方既白：中国的第一次启蒙
尽管春秋战国是个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时代，但这一时期，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却空前繁荣。《三国演义》讲，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大开大合是在这一时期，思想空前活跃，自在情理之中。
研究中国思想史，谁都绕不开先秦诸子。所谓先秦诸子，其实就是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一部中国思想史从何说起，毫无疑问要追溯到这个时代。
研究先秦诸子，以现在的水准而言，恐怕离不开简帛古书。简帛古书，目前所见，最早的材料正是属于这一时期。我们以当时的材料研究当时的思想，如与古人面对面，这是何等幸运。
先秦诸子对中国精神影响之大，无论怎么估价都并不过分。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中国的第一次启蒙。
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欧洲摆脱中世纪宗教大一统，从教会专制统治下获得解放的运动，英文作Enlightenment。Enlightenment这个词有双重含义，既包含投射光明，照亮黑暗的意思，也包含启迪民智，让他们从糊涂人变成明白人的意思。
中国传统，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只取经，不传教，整个文化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我们不需要通过文艺复兴，就能接续我们的“希腊—罗马”。我们也不需要宗教改革，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宗教大一统。这一传统的形成是个酝酿很久，非常复杂的过程，原因很多，不再详说，但至少有一点不能忽略，我们曾经拥有一个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所有古代思想家能够想到的问题，该说的他们都已说到，并为后来的探讨留下了足够的余地。
2. 各朝代代表文体
特点：
1、因为市民阶层的扩大，明清小说发展迅速。
2、因为清初大兴文字狱，导致清初的文人都不敢研究时政，纷纷将目光转移到历史和考古上，有了长足发展。
3、因为皇权的加强，使得宫廷文化发展较快，集中在建筑领域。
4、科举制中采用“八股取士”，导致文化衰退，文人都以升官发财为目的而读书，使得讽刺小说很流行。
5、清朝中后期，列强入侵，民族危亡，出现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体现在文化上就是中西文化开始交融。
6、戏曲、绘画大发展。
成就：
1、四大名著
2、《康熙字典》
3、《永乐大典》
4、《四库全书》
5、紫禁城、故宫、天坛
6、《儒林外史》
7、《老残游记》
8、《海洲志》
9、京剧
10、吴昌硕、齐白石、扬州八怪的字画。
想到的就这么多，可能并不完成。
3. 各个朝代的文学体裁
中国文学包括哪些东西?
中国文学分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从先秦开始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统称古典文学时期。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统称现代文学。从新中国以来的文学就称为当代文学。中国文学包括诗、词、歌、赋、散文、小说、戏剧、童话寓言等以文字为基础材料表达作者主观思想和客观认识的所有文学作品。广义的说法包括全部意识形态 ，与政治、哲学、法律、军事并列，统称上层建筑。
4. 各朝代盛行的文体
博大精深、兼容并包、泽被世界、影响深远――这是我的看法。还有百度上说；“宗教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影响力，唐朝时可谓最高。唐朝时期佛教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净土宗和禅宗。天台宗奉《法华经》，故又称为法华宗。华严宗奉《华严经》，参与政治较多。净土宗则易于入门。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北宗创立者是神秀，他主张渐悟说。南宗创立者是慧能，他主张顿悟说。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史称会昌灭法，使得除禅宗南宗等少数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别从此一蹶不振。由于唐朝皇室姓李，又相传其为老子之后，因此道教在唐朝上流社会也很流行。唐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也大力提倡道教，还在科举考试中增设道举。除了佛道二教外，当时还有伊斯兰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等外来宗教。但影响力较小。 唐代社会，虽然世族的势力被削减，但仍然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唐律》中也明订，人分为“良”“贱”两大类，贱民只能与贱民结婚；地主杀害部曲最多求刑一年，而部曲杀害地主必处斩。虽然科举制度实行，但由于世族的生活条件较为优渥，其子弟的文化修养也就跟着较高，不论是否参加科举，进入仕途都不是非常困难；唐代宰相出身世族者也就不在少数。 唐朝文学成就以诗歌最为发达。清人所编《全唐诗》共收录两千两百多位诗人的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这还不是全部。唐初诗人以“初唐四杰”最为著名（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盛唐时期诗人可分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派和岑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派。其中集大成者为“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最为出名。李白的诗，飘逸洒脱，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而杜甫的诗则更多体现现实主义之情怀。中唐时期最卓越的诗人是白居易，他的诗通俗易懂。此外还有元稹、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晚唐诗人以李商隐和杜牧最为出众，被称为“小李杜”。后世宋、明、清虽仍有杰出诗人出现，但总体水平都不如唐朝诗人，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 在散文方面。六朝以来，文坛盛行骈文这种文体形式，骈文讲究声韵、对偶、典故，辞藻华丽，以四字句和六字句组成。在唐初乃十分盛行，以初唐四杰最为著名，但这种文体到唐朝时显得形式僵化，内容空洞，故到了天宝年间，古文逐渐兴起。古文运动在名义上是要恢复先秦两汉的问题，实际上是要文章更有内容，也就是“文以载道”。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散文气势磅礴又思想深刻，号称“文起八代之衰”；不过唐代的古文运动在韩柳去世后就逐渐衰退，唐末骈文又再度兴起。传奇是中国的一种古典小说形式，出现在隋朝，兴盛于唐朝。著名的传奇包括《柳毅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枕中记》和《长恨传》等。有的传奇在后代还被改编为戏剧和白话小说。唐朝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所谓变文起初是指佛教僧侣宣传佛教讲唱佛经的底本。最初变文仅限于佛教经典，后来则开始讲唱其他故事，讲唱的人也不限于僧侣。变文对传奇和后世的说唱文学都有很大影响。 由于吸收了西域特征与宗教色彩，唐朝艺术与前后朝代都迥然不同。初唐的阎立本、阎立德兄弟擅画人物。吴道子则有“画圣”之称呼，他兼擅人物、山水，并吸收了西域画派的技法，画面富于立体感，有“吴带当风”之说。张萱和周�P以画侍女图为主，他们的著名作品有“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簪花仕女图”等。诗人王维擅长水墨山水画，苏轼称他“画中有诗”。唐朝的壁画事业特别发达。莫高窟与墓室壁画都是传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艺术同样出众。敦煌、龙门、麦积山和炳灵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时期步入全盛。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和四川乐山大佛都令人赞叹。昭陵六骏、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杨惠之被称为塑圣。唐朝时期，书法家辈出。欧阳询、虞世南都是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笔力严整，其名作有《九成宫醴泉铭》。虞世男楷书字体柔圆。颜真卿和柳公权是唐朝中后期的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楷书用笔肥厚，内含筋骨，劲健洒脱，其代表作有《多宝塔碑》；柳公权的字体劲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世人称颜柳二人书法为“颜筋柳骨”。张旭和怀素则是草书大家。 乐山大佛 乐山大佛 唐朝音乐舞蹈发达。唐太宗平高昌得高昌乐，并入原有的九部乐成为十部乐：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7]。唐高宗以后，十部乐开始衰落，音乐家开始研究新的乐舞。玄宗本人就是音乐家，爱好亲自演奏琵琶、羯鼓等多种乐器，擅长作曲，作有《霓裳羽衣曲》、《小破阵乐》等百余首乐曲；他非常重视音乐事业，将十部乐分为坐部伎、立部伎[8]，曾经亲选坐部伎三百人，号为“皇帝梨园弟子”，李龟年和永新娘子都是名噪一时的歌唱家。唐朝的舞蹈则是以健舞和软舞最为出名，著名的舞蹈有“七德舞”、“上元舞”等，舞蹈家则有公孙大娘等。 唐朝史学开创了国家正式开馆修史这一风潮。唐初史馆奉诏所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加上史家李延寿私撰的《南史》和《北史》，合计廿四史中有八部出在唐朝，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此外，唐朝还有杜佑撰写的政书《通典》，刘知几的修史专著《史通》，李吉甫著的地方志《元和郡县图志》。 唐朝科技亦有明显进步。天文学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他还与梁令瓒合作，制成水运浑天铜仪。药王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不可多得的医书。唐朝首都长安城与东都洛阳规划严整，人口都超过了百万。不仅是当时的世界一流大都市，也为后世留下了城市规划的样板。当时周边国家的首都，如日本平安京、新罗平壤和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都是仿照长安建造。唐朝的木结构建筑规模雄浑，气魄豪迈。佛塔形式也融合了中国与印度的造型，显得千变万化，多种多样。868年，中国《金刚经》的印制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中国的造纸、纺织等技术通过阿拉伯地区远传到西亚、欧洲。同时期甘蔗熬糖法也从摩揭陀传入中国[9]。 科举制度在唐朝进入了发展期。唐朝的学校以官办为主。中央设国子监，下辖六学，为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这些学校主要招收贵族官僚子弟，也招收少量平民子弟。学生称生徒，人数在两千以上。地方设立州、县学，每校有学生十人。学校为科举考试服务，成绩好的学校保送参加科举考试，主要的讲授内容是九经。唐朝的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每年举办考试，科目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此外还有秀才、道举、童子、一史、三史等科目。常举的应考举子有两个来源，一是保送的生徒；二是乡贡选拔出来的自学者。应考举子主要集中在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试儒家经典，难度较低。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政论，难度高，但其是主要的高官进身之阶。明经科的录取率约为十分之一二，进士科不过百分之一二。时有谚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而制举则是临时考试，是为了网罗非常人才，不常举行。”~1.殷�[“兴象论” “兴象论”是殷�[从反齐梁的角度以及总结盛唐诗歌艺术成就的基础上提出的诗歌创作主张。他从诗歌艺术形象塑造的角度，指出六朝人过于偏重在词藻、声律等具体形式、技巧方面，而轻视了审美意象的创造，因此提出了诗 歌创作应以创造“兴象”，即艺术意象为主的思想。 “兴象”是殷�[首先提出的重要文艺美学概念，指诗歌中完整的审美意象，偏重于指主体比较隐蔽的客体形象，它可以极大地感发人的性灵，产生浓厚的审美兴趣，启发人们丰富的想象。因此说“兴象”是“可以兴”的审美形象。 标举“兴象”，反对“轻艳”是殷�[诗歌理论的基本特征。 2. 王昌龄“诗境论” 王昌龄著有《诗格》一书，他强调了诗歌创作必须在意与境密切结合的情况下进行构思。创作中首先要立意，但诗歌创作中的意必须与外境融为一体，然后才能产生有艺术价值的好作品，如“境思不来，不可作也。” 意与境的融合，就是心与物的结合，这样才能创造生动的艺术形象。 以心击物，深穿其境，即是要求心与物能水乳交融，这种心与物的结合又必须在创作主体“安神净虑”（“虚静”）的条件下实现。 意与境的和谐，必须任其自然，由感兴而生成，绝不是人为强制所能达到的。 王昌龄关于诗境的论述,一般以<<吟窗杂录>>本<<诗格>>中的“三境”、“三格”说作为主要依据。 3. 杜甫的文学思想要求表现民生疾苦,“为民请命”。他主张文学创作要描写现实的社会内容。 杜甫对庾信后期诗歌、齐梁著名诗人艺术成就、初唐四杰诗歌创作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戏为六绝句>>中以诗论诗,杜甫对待前代文学的态度是既要继承风雅的传统,“别裁伪体”,又要“转益多师”。 杜甫诗歌创作思想核心是讲究传神。 4. 皎然“取境说” “取境”指诗歌意境的创造,他认为诗歌意境构思过程中要依靠诗人的灵感,出现“意境神王,佳句纵横”。他力求把人工修饰与天工自然融为一炉,很重视人工修饰在意境创造中的作用。 皎然对诗境审美理想的追求,仍是在天真自然,有象外之奇,有飞动之貌,写冥奥之思,若不思而得。 皎然在<<诗式>>、<<诗议>>中论述了诗歌意境的美学特征：具有象外之奇,言外之意；气腾势飞,具有动态之美；真率自然,天生化成,无人为造作痕迹。 <<诗式・取境>>云“或云：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无盐阙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境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 5. 晚唐司空图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思与境偕”等著名诗歌美学范畴。他 在诗歌理论批评中,比较偏重于诗歌的艺术美,深入地探讨了诗歌意境的美学特征。 诗歌的“味外味”---“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文学作品运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许多具体的景象,但文学作品的真正醇美之处在于由这些具体景象所构成的,存在于这些具体景象之外的艺术意境上,可以让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充它、丰富它。 诗歌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指艺术意境所具有的含蓄不尽、意在言外的特点。司空图欣赏的是以这种艺术意境来表现山水田园隐逸生活、寄托佛老情操的诗歌。 司空图认为诗歌意境的创造,必须做到“思与境偕”。它指诗人在审美创造中,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思想与形象的融和化合,是和某种特定的外在境界相联系的。 诗歌“醇美”之味在诗外,亦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6. 白居易：为艺术而艺术,为生活而艺术 他强调诗歌创作要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积极社会作用,创作方法上要体现“直书其事”的“实录”精神。 7. 陈子昂的兴寄论与风骨论 陈子昂针对六朝文学内容不够充实、不注意整体审美形象塑造两个弊病,从正面提出了“兴寄论”与“风骨论”的文学创作主张,这也正是唐代前朝文艺思想发展中的核心思想。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出他的文学主张。“兴”指诗歌审美意象对人所产生的感发作用。“寄”指寄托,指诗人隐含于诗歌审美意象中的现实寓意,即诗歌中流露的思想感情所具有的社会内容。“风骨”指“汉魏风骨”,要求文学作品应以表现政治理想抱负、抒发豪情壮志为主,要具有济世安民的广阔社会内容；要求创造鲜明、生动、自然、传神的艺术形象。
5. 每个朝代的主流文学体裁
诗的体裁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以及词和曲，还有现代诗。具体介绍如下：
1、古体诗。是诗歌体裁。 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等。
2、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格律诗，是一种讲究平仄、对仗和押韵的汉族诗歌体裁。为有别于古体诗而有近体之名。
3、词。词是一种诗的别体，萌芽于南朝，是隋唐时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到了宋代，经过 长期不断的发展，进入到词的全盛时期。
4、曲。一种韵文形式，出现于南宋和金代，盛行于元代，是受民间歌曲的影响而形成的，句法较词更为灵活。
5、现代诗。也叫“白话诗”，最早可追源到清末，是诗歌的一种，与古典诗歌相比而言，虽都为感于物而作，但一般不拘格式和韵律。 ：-诗词
6. 古代文体类型
1、《论语》：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
2、语录体：中国古代散文的一种体式。常用于门人弟子记录导师的言行，有时也用于佛门的传教记录。因其偏重于只言片语的记录，短小简约，不重文彩，不讲求篇章结构，也不讲求段落、内容间的联系，还没有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故称之为语录体。
3、论语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语录体”。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4、《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汉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是儒家学派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