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汉代流行什么文体
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里是每个朝代的开创和鼎盛的文体，事实上，后面的朝代拥有之前出现过的各种体裁，比如宋朝除了词外也有赋和诗，词在晚唐已经出现，最有名的是李煜。而清朝是各文学体裁集大成的时代，诗文词曲小说都达到繁盛局面。
2. 汉代流行的文字形式
《论语》到汉朝，有三种不同的本子：
1、《鲁论语》二十篇；
2、《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是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
3、《古文论语》二十一篇，也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篇》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也和《齐论》《鲁论》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
3. 汉代流行什么文学样式
两汉文学的主要形式、结构与特征 1． 赋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
它借鉴楚辞，、战过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有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发，将诗歌融入其中。赋有传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它的文体来源广泛，是一种综合性文体。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最高成就。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张衡的《归田赋》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2． 楚辞体作品 楚辞体作品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许多作品都是在摹仿《离搔》、《九章》。汉代盛行解读楚辞的风气，文人对屈原一往情深。楚辞重在咏物抒情。发展中慢慢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被称为骚体赋。 3． 两汉叙事散文 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史记》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汉书》继承了它的体例，并使之完善。《吴越春秋》强化了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东汉时期还出现了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推动下的新文体。马第伯的《封禅仪记》是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游记。汉代政论文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4． 诗歌 四言诗在汉代继续沿用,但不在居于主导地位，汉代出现了五言诗。五言诗在西汉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大量出现。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叙事诗有《孔雀东南飞》，五言诗抒情诗的典范是《古诗十九首》。西汉已出现大量七言诗，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反映了早期七言诗的特点。 两汉文学主要形式、风格、特征 两汉文学的主要形式是散文、赋、楚辞体、乐府诗。 其中散文风格多样，有历史散文、政论散文。其特征为别为前者开辟了新的文体样式，以人物为中心来记叙历史。而政论散文则主要继承先秦散文的模式，但是却有所发展，散文结构更加严谨质实。 赋的风格是大赋、小赋、骚体赋相辅相成。特征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一种新体制。 乐府诗风格承载先秦诗歌样式，但又有其鲜明的特点，如有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楚辞体作品仅仅是模拟屈原的作品，在风格和特征上几乎没有变化，因此渐渐衰落。两汉故事赋或讲述鸟兽故事，或敷演历史传说，或再现生活场景，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世俗民众的思想感情与审美情趣，其生成及传播方式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这些赋作包孕着戏曲、小说等多种文学要素，其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人物形象的鲜明，语言的个性化与通俗化，都形成了汉代文学中特异的存在，从而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俗文学的发展演进有过不小的影响。4. 汉代最兴盛的文体
汉朝是继秦朝之后强盛的大一统帝国。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定都长安，又称前汉；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定都洛阳，又称后汉。西汉与东汉合称两汉。汉朝共历400多年的历史。两汉王朝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两汉时期民族融合空前发展，文化科学异常活跃，对外交流意义重大。两汉时期开疆拓土，国力强盛，人口众多，为中华民族2000年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文明挺立千秋作出了巨大贡献。
5. 汉代盛行什么字体
汉代的碑刻是中国书法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其原因为东汉统治者崇扬儒学，提倡名节孝道，私立授受经学更为兴盛，社会上崇尚厚葬、树碑立石以广名声的行为蔚然成风。
而东汉石刻呈现出两大类，一类是刻石类型代表性的有曹全 礼器等，另一类是以摩崖刻石为主，如石门颂 大开通等。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汉代书法教育，汉灵帝刘宏设鸿都门学是我过历史上最早的一所艺术大学，书法名家与书学理论也起到很大作用。
6. 汉朝盛行的两种文体
1、汉代产生的文学体裁是汉赋；
2、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
3、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
4、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分别是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和杂谈禽兽草木，前两种是汉赋的代表；
5、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6、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赋近于诗而远于文，其形式也比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像屈原那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
7、赋的似诗似文的特征，与现代文学中的散文诗有些相像。 它主要有三个特点，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还有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和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
7. 西汉最流行的文体
董仲舒先后三次上《天人对策》，主张顺应大一统趋势，结束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思想混乱局面，实现思想上的大一统。
董仲舒的这一思想深得武帝赏识，但他本人并未受到重用，只好退而修学著书。他的人副天数说，天人感应论以及他的人性论与伦理学说 ，均为封建阶级服务。
董仲舒对人性的讨论最后落在教化上，从形式上看，这似乎与荀子，化性起伪的重教主张十分接近，但荀子的人性教化，把重心放在与礼法制度上，而董仲舒的人性教化则是以王为核心，所以董仲舒特别指出此种教化是王教，并且不是先王之教，而就是现实统治者天子的教化。
一般来说，我们将汉魏六朝放在一起说，包含两汉的经学时期和渭南南北朝两个不同的发展的阶段，放到一起是因为，这是我国文论发展到自觉与成熟的时期，正是形成自己独特的传统。
两汉经学时代的特点是强调文学和政治教化的关系，文学的社会教育功能，侧重于探讨文学的外部规律。其基本纲领是《礼记·乐记》中提出的音乐、人心、治道的诗教共识，并明确提出了美刺讽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的相对衰落，玄学和佛学成为这一时代思想的主潮，摆脱了儒家经学附庸的地位，开始重视文学本身的创作和审美特征，侧重于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
总的来说，这两个时期奠定了我国“外儒家和内释老”的文论传统，是文论里是上的关键时期——我总觉得这个外儒家和内释老的说法非常奇怪，不过我也懒得在古典文论上多思考。
|西汉前期的批评和发愤著书说
这时的文学刚刚经过楚辞的高峰，创作上也风行写作骚体辞赋，因为文学批评也较多是从评论屈原《离骚》而展开。
最早对屈原展开评价的是贾谊，他在被贬官为长沙太傅以后，由于政治理想受挫，于是写作《吊屈原赋》肯定屈原的为人，赞扬了其高贵的品格的和精神。但是贾谊也认为屈原既然不能得到出国当权者的支持，可以退隐，可以去别国施展，未必非要在楚国，表达了“纵躯委命”“达人大观”的看法。这种评论是借屈原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观，只能算是从论其人而论其文的方式吧。
贾谊之后对屈原作品进行全面评价的是淮南王刘安，其有《离骚传述》专评屈原离骚，被保存在史记中，由司马迁所引用。刘安认为屈原的《离骚》是对《诗经》怨刺传统的发展，对黑暗的现实加以批判，这是其作品的思想意义之一，而另一个意义则是表达了出淤泥而不染的超脱精神。
其还对《楚辞》的艺术成就加以概括，“其文约，其辞微”，这种寄托深远的比兴方法，在表达上非常有力。
我们看到，对屈原作品的评述，一直是和屈原这个人物的评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主体-表达-作品的模式。而司马迁则进一步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说，以“屈子放逐，乃著离骚”这个事件为例子，提出了所谓发愤著书说，为自己的创作冲动提供解释。
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具体评价屈原作《离骚》，则是更加突出一个“怨”上。他指出屈原有感于当时朝廷一片黑暗，自己则受到排挤诽谤，还被流放，心中充满怨愤不平，于是发而为《离骚》。这个例子当然被应用在《报任安书》那段著名的论述中：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一共并列七例，皆为某人遇到灾厄（心情郁结），于是作某书这样的格式，借此表达自己对创作的看法：书必发愤而后作，作品创作是作者主体创作激情的表现。
|《淮南子》中的文艺思想
战国末期和秦代法家大盛，而汉代之初则是黄老道家大行其道，这一派思想的概括性著述就是淮南王刘安所编《淮南子》。《淮南子》是一本集体创作的文集，博采众家之说，但主要倾向则是道家，但是将道家中过分消极的倾向加以纠正，因而可为主导性社会思潮。其理论的特点在于，均衡而全面，虽然有侧重，但不会因为侧重而忽略非议其他方面，这种温和难能可贵。
还是老样子，作品论，活动论，类型论挨个说。
在作品论方面发展了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文艺思想，在强调无声和无形的主导作用时，也不像老庄那样极端，宣扬比如抛弃有形的形才能达到无声无形的境界。《齐俗训》云“故萧条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有形和有声的的境界受到无形无声的境界支配，但也不能没有形体。这在讨论绘画形似神似问题时，也有所体现，其强调神似的重要，但也不废形似的必要。总的来说，虽然《淮南子》一书更加强调作品之神，作品之内容，有时也会在边边角角有一些因质毁文的说辞，但大体上还是承认作品要并重文的形式和质的内容的。
活动论则是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创作，一个是鉴赏。
创作方面则是技艺精神和情感表现并重。承接老庄的特点，《淮南子》也将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理解为“游乎心手众虚之间”，技要达到道的水平才好。但是其格外明显地强调这种境界需要靠长期的训练和学习才能达到，还要依托于外物才能表现，相对于老庄来说更为务实了。另一方面创作也是人感情的自然流露，比如《主术训》中“文者所以接物，情系于中，而欲发外者也”，而且这个过程特别必须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是“水之下流，烟之上寻”的。
在鉴赏上，《人间训》一节有专门讨论，讲缺乏文学修养的人听《采菱》《阴阳》这类音乐，不能欣赏其美，甚至觉得不如通俗的《延路》好听，欣赏者的欣赏能力会影响其评价。而其主观感情的不同，也会影响对艺术作品的接受，《齐俗训》云“夫载哀者闻歌声称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哀可乐者，笑可哀者，载使然也”。
类型上，虽然也推崇天然质朴的风格，但是不像老庄那样，尤其是庄子，直接反对人工之美，而是认为人为的修饰有助于表露天然之美，而人工的雕饰和创作必须要顺从自然，合其自然本性而作。这一点似乎同时关联到作品本身、创作和类型风格三个方面。
|儒家正统文艺观的确立 《乐记》和《毛诗大序》
汉代的儒家文论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文艺思想中很多观点，并加以更加发展，将其更加深入和更加系统地阐述出来。这首先表现在美刺讽谏说的正式提出，对六义的阐述，其次是对诗歌本质认识的深化，把“质”和“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更加充分地阐明文学的抒情性，还提出了所谓“物感说”，再有一点就是进一步深化阐述文学和社会的关系。
其具有代表性的纲领性作品是《礼记·乐记》和《毛诗大序》。
①《礼记·乐记》
《礼记》这部书是西汉儒生对先秦礼乐制度的论述，一般通行本是小戴《礼记》。其中《乐记》一篇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艺思想论著，根据《史记》记载，应该是武帝时期由一位藩王和毛苌等儒生所合编，其主要是在荀学和吕氏春秋的基础上对此前论述音乐的资料进行的整理创作。
先介绍一下里面的一些专有概念。声是指组成乐曲的不同声音因素，音是指乐曲，乐则是指诗乐舞的统一体，似乎就是作品体裁。
先说创作论，这一块不是重点，其认为诗、歌、舞是虽然人的感情表现需要而逐步推进的，是感情发展的自然过程。其强调乐的创作必须有高度的真实性“故乐不可以为伪”，但真实性指的是人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
《乐记》的重点在于表述乐的社会功能教育作用，其认为乐起源于人性而反哺于社会，乐本就是儒家文化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认为乐产生于人心感物，提出了“物-心-声-音-乐”的起源理论，外物牵动内心产生情绪，情绪需要外向的表达，于是由声到音到乐，乐就这么自然产生了，产生于“物感情兴”的人性需要。而乐又能对社会政治起到重大的作用，《乐记》提出了“声-音-乐-心-物”的提法，认为乐可以“治心”，塑造保持理想的人性，从而教化改良社会风俗，从而直接影响到社会政治，这样才有所谓的“治世之音”的说法。
因此，乐乃是王道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刑政”之一，这能看得出来荀学的特色。而礼乐的关系则是更为紧密的，“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礼乐配合才能真正完成教化人性的作用。而礼乐更是合乎自然规律的，“乐以天行，礼以地制”，以天地配乐礼，可见当时儒家阴阳学的神秘倾向。这一倾向还体现为对宫商角徵羽的附会解释，五者分别对应君臣民事物，这是先秦儒家不会有的解读。
②《毛诗大序》
汉代传授诗歌的有四家，但是只有毛诗一家流传至今，其承自荀子，后来传到毛苌那里。他也参加了《礼记·乐论》的编写，因此《乐记》和《毛诗大序》的观点基本上是相通的。毛诗每篇之前均有题解，整部书之前还有一篇对《诗经》的总论，因此题解被称为小序，这篇总论被称为《大序》。一般认为小序出自毛诗在春秋战国的流传，非一人之手笔，而《大序》则出自毛苌之手。不过小序对诗的解读多有穿凿附会之处，没什么可读价值。
这篇大序论诗歌创作是“情志统一说”，进一步发展了荀子乐论以来的情志统一的思想，明确提出了是个通过抒情来言志的观点，其一方面认为诗歌是言志的，要阐述观点、理念和思想，另一方面也关注诗歌吟咏情性的一方面。但是其相较于楚辞的抒情言志也有不同之处，其特别强调情必须是合乎礼义的，要“发乎情，止乎礼义”。
其概括了《诗经》的六义，风雅颂、赋比兴。这是对具体作品的评论，风雅颂是类型分类，赋比兴是作品手法，一般解读诗经的这些词基本都是毛诗大序中首先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