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主要流行(赋盛行于什么时期)

1. 赋盛行于什么时期

登高必赋　　发　音 dēng gāo bì fù 　释　义古代指大夫必须具备的九种才能之一。指登高见广，能赋诗述其感受。　出　处《韩诗外传》卷七：“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 登高必赋 dēng gāo bì fù 成语解释登高：登上高处，指身临其境。赋：盛行于汉魏六朝时期的一种文体，此借指创造。登上高处，看到无限美好的景色，触景生情，一定能创作出好的诗赋，以言其志。后多用来表示人有担任国家要职的才能。亦作“登高能赋”。成语出处《韩诗外传》卷七：“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 成语繁体登高必赋成语简拼 dgbf 成语注音ㄉㄥㄍㄠㄅㄧˋ ㄈㄨˋ 常用程度一般成语感情色彩中性成语成语用法作谓语、定语；指作文成语结构偏正式成语产生年代古代成语近义词登高能赋成语例子晋·王沈《魏书》：“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

2. 赋盛行于什么时候

文体名。“赋”的含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左传》里多有某人赋某篇的记载。“赋”是诵说的意思，不指文体。《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也是指这个涵义。《周礼·春官宗伯·大师》中有“六诗”的提法,《毛诗序》称之为“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据郑玄的注解,“赋”是铺的意思，即“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也不指文体。不过《诗经》中铺陈言志的手法，对于赋体的形成是有影响的。所以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赋用作文体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篇》，其中分别铺写了云、蚕、礼、知、箴五种事物，可以说是由铺陈发展到以赋名篇的肇始。但是，赋作为文学体制，则可追溯到楚辞。战国中期屈原的《离骚》、《九歌》等篇章，当时并不曾以赋题称，到西汉刘向、刘歆领校秘阁图书时，为屈原编集，始称之为“屈原赋”25篇，《汉书·艺文志》予以著录，同时还著录有“宋玉赋”16篇、“唐勒赋”4篇。楚辞与赋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后代文体分类常以辞赋合称，并认屈原为辞赋之祖。但楚辞与汉以后的正宗大赋在精神和体貌上又有所不同，所以后人也有将辞与赋加以区分的。要而言之,赋体以楚辞为滥觞,至荀况始有定名，它出现于战国后期，到汉代才形成确定的体制，这就是赋的渊源。关于赋的特点,《《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文，体物写志也。”体物写志，指赋的内容；铺采□文,指赋的形貌。与“诗言志”的传统相比较,赋的特点首先在于“体物”，即摹写事物。《诗经》里只有很简要的景物描写，到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作品中，写景的成分和技巧都有了很大的进展。汉代大赋更多模山范水、叙写宫苑游猎之作，大量地罗列各种珍禽奇兽、名花异木、虫鱼水族、车旗仪仗，名目繁多。所以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鲜明地区划了两种文体在表现内容上的不同。然而，赋在侧重“体物”的同时,也注意到“写志”,这与“诗言志”的传统又是一致的。《汉书·艺文志》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魏晋间皇甫谧《三都赋序》也说:“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寝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可见辞赋的起源也是同讽谏述志相联系的。汉代大赋中铺张摹写物态的趋势虽发展到极点,“劝百而讽一”,但结尾仍不无讽谏之义。所以《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史记·司马相如传赞》也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通过摹写事物来达到抒发情志的目的，这是对赋体在内容方面的要求。赋在内容上既然要通过“体物”以“写志”，在艺术表现上就必然注重铺陈，形容事物的外象和内理。由于注重铺叙和形容，在语言上就不免要使用华美的词藻，着上绚丽的色彩。这也就是“铺采□文”的意思。另外，赋也很讲究声韵的美，它把散文的章法、句式与诗歌的韵律、节奏结合在一起，借助于长短错落的句子、灵活多变的韵脚以及排比、对偶的调式，形成一种自由而又谨严、流动而又凝滞的文体，既适合于散文式的铺陈事理，又能保存一定的诗意。这是赋这种文体的重要特征。赋体（辞赋）的流变大致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各个阶段。骚赋指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以及后世模仿楚辞的作品。其特点在于抒情浓郁,意象瑰玮，声调绵邈,句中或句尾各用“兮”、“些”、“只”等语助词调节音韵。它还不象汉以后的赋那样注重铺陈事物，也没有形成很固定的体制。汉赋主要指汉代流行的大赋，由枚乘《七发》开其端，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汉赋的特点在于极力摹写各类事物，一般都是长篇巨制，结体严密，气象壮阔，文辞富丽，好用典故难字，表现出一种典雅堂皇、肃穆凝重的风格，被视为赋的正宗。章法上多采用问难对答的形式,句式参差明显,韵文中夹杂散文，诗的气息大为减弱。骈赋也叫俳赋，孕育于汉魏之际，而流行于两晋南北朝。它是汉赋的变体,所谓“三国两晋,征引俳词；宋齐梁陈，加以四六，则古赋之变矣”(《汉文典》)。骈赋的特点，一是骈四俪六，全篇均由四言六言的对仗组成，句式整齐；二是丽藻雅辞，络绎奔会，写得花团锦簇；三是两句一韵，依照章节内容的变换而转韵，格式较为固定；四是逐渐讲求平仄协调，富有音乐美；五是篇幅一般比较短小，失去了汉赋的宏廓气象。总的说来，骈赋由于注重形式华美，趋向绮丽，辞藻益茂，而体格渐卑，内容上的意义相对地削弱了。到唐代，科举制度盛行，赋列入国家考试科目，于是产生了考试专用的试帖赋，叫做律赋。律赋在骈赋的基础上更注重对仗与声律的工整严密，并对全篇字句数和韵式作了严格的限制。如王□《沛父老留汉高祖赋》，限用“愿止前驱得申深意”八字为韵,即全篇分八段,各段依次分用此八韵中的字押韵。这样矫揉造作的作品，显然已失去了文学的真实生命，而作为利禄之途的敲门砖，其形式却一直沿袭至清末。与此同时，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影响下，一部分赋又呈现出由骈俪返回散体的倾向，不讲求对偶、音律、藻采、典故，章法开放流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畅快的气势，称作文赋。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赤壁赋》等，都是代表作。

3. 赋盛行于哪个朝代

在中国文学史上，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历来受到文人的重视，特别是汉赋，从题材、体裁、表现方式、审美形式上，都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所以，从《文选》开始，赋的创作常常被放在文人文集之首。但是，什么是赋，即哪种文体可以称为赋，哪种文体不可以称为赋，赋是什么，即赋究竟应该属于诗歌还是散文，或者是一种其他的文体，至今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20世纪以来，研究赋文学的人，对赋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有益的研究。有学者在诗歌、散文等文体中寻找赋的位置。20世纪初期的曹聚仁先生，曾经发表了《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的文章。到了20世纪末，赵敏俐著《汉代诗歌史论》，则把汉赋纳入汉诗之中进行考察。另一方面，赋文学究竟包括哪些文体，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各类赋体文学研究著作、汉魏赋体文学选本，甚至包括最近几年的新编文学史著作，则把一些没有标明是“赋”的作品，如七体、对问体文学，都列入赋文体中。费振刚先生等编篡的《全汉赋》，也是依此为取舍标准，故比《文选》及清人陈元龙所撰《历代赋汇》等选本的编选标准要宽泛得多。

　　毫无疑问，对赋体文学的内涵和外延的探讨，意味着赋体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但是，客观上，我们也应该看到，上述观点，有可能使赋体文学的界限变得模糊，并最终影响到对赋体文学传统和赋体文学的文体特征的清晰把握。

　　赋文体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始于《汉书·艺文志》，班固云“不歌而诵谓之赋”，以屈原作品为赋，以为荀子、屈原都是“作赋以风”。无论班固之“赋”所指是不是文体，但是客观上我们不能排除班固以荀子、屈原作品为赋体文学的可能。所以，近人骆鸿凯先生《文选学·体式》认为“赋辞通称，辞为大名，赋为小名，其来已旧”。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班固之前，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司马迁的这一段话，使我们也可以认为司马迁在这里区分了“辞”和“赋”二者，并且告诉我们，“辞”和“赋”是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文学体裁，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喜欢“辞”，而其成名却是“赋”；宋玉等人的文学成就主要应该来自于赋，他们在政治上虽不能“直谏”，但在艺术上的“从容辞令”，与屈原并无不同。拙文《论宋玉唐勒景差“好辞而以赋见称”》对此作了辨析，认为楚辞是诗，而宋玉等人的赋不是诗。

　　虽然楚辞是赋的重要源头，但是，赋和楚辞不同，这是刘勰早已指出过的，《文心雕龙·明诗》云“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则是以楚辞为战国时期的诗。而《文心雕龙·诠赋》则说：“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如此，则刘勰明确表示，赋肇始自荀子、宋玉，而屈原并不能算作是开创赋体文学的人。当然，屈原的作品，特别是《卜居》、《渔夫》，以及收在楚辞中的宋玉等人的作品《九辩》、《招魂》、《大招》，是从楚辞到赋体的过渡，与赋体文学有很大关系，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参看拙著《战国文学史》第六章，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

　　20世纪以来，很多学者把赋的起源放在汉代，认为自枚乘《七发》，然后才有大赋，而宋玉的赋不可靠。到了20世纪末，随着《唐革赋》的发现，原来的假说都不攻自破，那么，赋文体的起源，还应该回到刘勰所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的荀况《礼》、《智》、《云》、《蚕》、《箴》等《赋篇》，以及宋玉《风赋》、《钓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等作品中来。

　　《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的这个论述，准确地抓住了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赋体文学是古诗之流，是从《诗经》六义发展来的，是文学侍从贡献给君主或者皇帝的，班固所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拥揄扬，著于后嗣，抑以雅颂之亚也”（《文选·两都赋序》）。考察荀子、宋玉赋，我们发现，司马相如、扬雄等汉大赋作家的赋体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特点，在荀子、宋玉赋中都有明确体现：首先，赋体文学的创作目的是为了讽谏，而且，赋体文学一般都继承《诗经》传统，用序说明创作的目的；其次，赋体文学以对问为基本的结构形式。第三，赋体文学以铺陈排比为基本的描写手法。第四，赋体文学都追求宏丽温雅的审美风格。

　　由于赋体文学产生在纵横家辈出的战国时期，又由于最初的作者与楚辞有不解之缘，所以，赋体文学自产生之时，就带有纵横家和屈原的影子。但是，赋体文学的最直接的精神传承仍然是《诗经》，从班固、刘勰，一直到程廷祚都强调赋和诗的联系，这是有道理的，而今天的学者更多强调楚辞和战国纵横家对汉赋的影响，而忽略赋体文学在创作目的上与《诗经》的联系，难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又由于赋体文学在汉代的突出地位，它对汉代的许多文体都产生了影响，而这种影响，也许是互动的关系。日人铃木虎雄《赋史大要》以为“赋颂通名”，近人刘永济先生《十四朝文学要略·赋家之旁衍》云“赋或与箴颂合流”，“或将论说同驾”。案扬雄《酒赋》，又名《九箴》，马融《长笛赋》，又称《长笛颂》，王褒《洞箫赋》，又称《洞箫颂》，项安世《家说》云贾谊之《过秦论》、陆机之《辩亡论》，“皆赋体也”，刘永济先生认为《文选》设论一目，即《答客难》、《答宾戏》、《解嘲》之文，“故赋家之滥觞”。这样的观点，如果强调的是赋与上述文体在汉代某个作家个案之中的相互影响，无疑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但如果把这种影响无限夸大，那就是有害的了。因为箴、颂、论等问题，与赋的功能划分，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章太炎《国故论衡·诗辩》云：“《答客》、《解嘲》兴，文辞之繁，赋之末流尔。”至于以宋玉《对楚王问》为代表的对问体，实际上也是一种应用文体，而以枚乘《七发》为代表的七体，与对问体一脉相承，《文心雕龙·杂文》把它归入杂文之中，应该是很准确的。

　　要之，今天研究赋文学，我们对赋文学的内涵的认识，固然有不断深入的必要，但是，对于赋的外延，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赋和受赋文学影响的其他文体的文学，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研究范围，重新回到《文选》和《历代赋汇》所确定的范围中，就是严格限制在以赋命名的作品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赋的内涵及其本质。

4. 赋始于什么盛行于什么

序是别人写的，或者自己写的对自己的书做个大慨的解释。

赋是对一件事或者一个人什么的看法。比如兰亭序是为一本诗集作的序，而赤壁赋是记录作者泛舟的情景时作者当时的心境也不同。

序，又称叙、叙文、叙言、序言、序文、引、引言、导言等。据说序始于孔子的赞《易》。序在古代多放在书的后面，现

在一般放在书的前面，而把放在书后面的序称为后序或跋。序跋的内容、体例大致相同，因而可合称序跋文。一般的书有序无跋，如觉得序意未尽，后面仍可有跋。

序有自序和他序之分。自序偏于说明著作宗旨、撰写经过、编写体例等，还可就书中的重点和难点，作简要的阐述。自序有时也称前言。他序则常常要对作者、作品作介绍和评论，或对书中的观点作引申和发挥。自序和他序可以并用，不同的观点还可以展开争鸣。

赋，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类似于后世的散文诗。它讲求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其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侧重于写景，借景抒情。最早出现于诸子散文中，叫“短赋”。在南北朝时期，抒情小赋发展起来，赋的内容与形式都有了变化。对于现代人来说，赋远不及诗词、散文、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别在汉唐时诗与赋往往并举连称，而著名的赋有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等。

5. 赋的兴盛期

赋，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其远不及诗词、散文、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别在汉唐时诗与赋往往并举连称，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窥端倪。

　　那么，何为赋呢？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至于诗。《史记》中称屈原的作品为赋，《汉书》也称屈原等人的作品为赋。后人因推尊《史》、《汉》，所以便把屈原等人作品称为之赋。

　　“赋”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在汉文帝时“诗”已设立博士，成为经学。在这种背景下，称屈原的作品为诗是极不合适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称也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司马迁就选择“辞”与“赋”这两个名称。不过，他还是倾向于把屈原的作品以“辞”来命名，这是由于屈原的作品富于文采之故。而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品称为“赋”。真正把自己作品称为赋的作家第一人是司马相如。而后，到西汉末年，文人们就常以“赋”名篇自己的作品了。

　　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赋近于诗而远于文，从主题上看，楚辞体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多为“悲士不遇”。而其形式也比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象屈原那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屈原的《招魂》全篇的铺张夸饰，对汉大赋的影响不言而喻。赋自诞生之日便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就是受楚辞影响极深的原因。骚体赋，多采用楚辞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也常继用了楚辞的“引类譬喻” 手法。

　　赋与诗的盘根错节，互相影响从“赋”字的形成就已开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更出现了诗、赋合流的现象。但诗与赋必竟是两种文体，一般来说，诗大多为情而造文，而赋却常常为文而造情。诗以抒发情感为重，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清人刘熙载说：“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

　　汉赋的体式上大致有三种，即骚体赋、四言诗体赋和散体赋（或称大赋）。。从赋的结构、语言方面看，散体、七体、设论体、及唐代文体赋又都比较接近于散文，有的完全可归于散文的范畴。赋的似诗似文的特征，与现代文学中的散文诗有些相像。它主要有三个特点：一、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二、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

　　骈文受赋的影响很大，骈比起于东汉，成熟于南北朝。在文章中广泛用赋的骈比形式，是汉代文人的常习。以至于有些以赋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视作骈文。象南朝刘宋的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及谢庄的《月赋》等。

6. 赋的出现时期

古代赋役制度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向以财产税为主转变，从以人身控制为主向以纳钱代役为主转变。

秦至清代赋役制度的具体内容如下：

秦汉魏晋赋役制度

秦朝赋税沉重，其中赋税分田租、田赋两项，前者征收粮食、草料，定额见秦律《田律》“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口赋是按人头收钱，《准南子·氾论训》说“头会箕赋，输于少府”。后者对农民的压力要大于田租。此外，秦制规定凡是17岁以上的男开始承担徭役和兵役。

两汉农民的赋役负担较秦朝已大为减轻，有田租、算赋、口钱、更赋4项。刘邦十五税一，汉文帝甚至有十多年根本不收田租。

从汉景帝开始，正式确定为三十税一，即每亩只按照平均亩产量征收1／30的收获物。还征收少量的草料，当时称为稿税。算赋和口钱都是人头税。

魏晋时期改行按户征收的田租、户调制。

西晋的田租则按每丁课，西晋征收户调采取“九品混通”的办法，即依贫富把民户分为高、低九等，分别交纳。

唐朝赋役制度

唐朝前期的赋役制度，承袭北魏、隋代旧制，主要是租庸。以“只计人丁，不问贫富”为特点的租庸调制，是建立在民众普遍受田的均田制基础上的。因而，随着唐朝中期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越来越难以维持。

唐德宗建中元年，在宰相杨炎主持下制定了两税法，租庸调、杂徭和各种杂税全部取消，一律合入两税。两税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粮。两税法是中国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唐以后各朝的赋役制度，基本都是以两税法为蓝本。

宋代赋役制度

宋代赋役制度在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了商税、盐、酒、茶等在国家税收中的地位超过田赋的新特点。

宋代田赋沿用唐代的两税法，两税税额都不高，大约只占30％，其它70％则是主要来自商税、盐、酒、茶税，田赋退居次要地位。

宋代和唐朝相比，民众的徭役进一步减轻。民众承担的徭役主要是职役和夫役两项。

元朝赋役制度

元代赋役制度和宋朝相比有较大的倒退。

主要表现在丁税地位的重新提高和民众徭役负担的加重。

元朝规定所有民众都有服徭役的义务，举凡修建普遍征发民众服役。

明朝赋役制度

朱元璋建立明朝，明初，田赋沿袭唐、宋两税法，徭役分为正役和杂役两大项。正役即里甲正役，其它各种到官府应役的统称为杂役，按户等征派民众充当。

明朝中叶以后，赋役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赋役征银。

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在张居正的主持下，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统一在全国推广赋役征银的一条鞭法，其主要内容是：把原来按照户、丁征发徭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然后再与夏秋两税和其他杂税合为一条，无论田赋、徭役一律改为“计亩征银”。取消无偿征发徭役，改由政府用银雇人应役。一条鞭法，是古代赋役制度史上继两税法以后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清朝赋役制度

清初沿用明朝的一条鞭法，废除了明末增加的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民众负担颇有减轻。

康熙年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对额外添丁，不再多征，叫做“圣世滋丁，永不加赋”。

雍正元年制定摊丁入亩政策，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银，平均分雄于地亩当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

这是项意义重大的改革，从此废除了古代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头税，简化了收税标准和手续，有利于丁多地少的农民，削弱了农民的人身依法关系。

综上，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演变，突出表现在征税标准从以人丁为主逐步向以土地为主转变，征收时间由不定时逐步向定时转变，赋税由实物为主逐步向货币为主转变，征收税类也由烦琐向简单转变。这种赋役制度的演变，反映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逐渐松弛，刺激了人口的增长。这不仅有利于手工业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

7. 赋的兴盛时期

汉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一种有韵散文。特点是韵散结合体，专事铺叙。从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内容可分为五类：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前二者为汉赋代表。汉赋的形成汉初赋家和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汉初赋家继承楚辞余绪，流行“骚体赋”，其后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小赋开始兴起。

汉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其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

（1）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鹏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淮南王刘安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2）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二百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九十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内容上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昭明文选》所载的《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东方朔有《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策赋》和骚体赋《九怀》。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刺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3）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的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苟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有《刺世嫉邪赋》和蔡邕的《述行赋》。

8. 赋是什么时候兴起的

①汉赋发展脉络。　　两条线索：一是“辞”或“骚”体类作品时时出现，延续不断；二是赋体文学的兴起、发达和演变。　　②汉赋溯源。　　赋是一种特殊文体，是诗、文的综合体。《诗经》、楚辞、先秦散文都是孕育赋的源泉。特别是后二者，它们抒情、说理、比物连类、夸饰铺排的表现特色，往往设为主客辩难的体式，都成为汉赋模式化的表现特征。“赋”作为文体的名称，最早见于荀子的《赋篇》。